鸦片战争以后，不少西方人来到中国，他们一面带着傲慢与偏见，一面在这里享受着人上人的惬意生活；还有一部分，看到了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，下决心改变这一切。其中就有一个汉名李提摩太的传教士，他在华45年，毕生致力于帮助中国进步。他在这个东方古国有哪些奇遇呢？

李提摩太(1845－1919)原名Timothy Richard，1845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，靠着自己的努力，20岁的李提摩太考入哈弗福特韦脱神学院，5年后李提摩太启程前往中国。

1870年，李提摩太踏上了中国的土地，此前他对中国的认识仅限于在英国的道听途说。为了深入地了解这里的人民，他多次游历内地。与对洋人好奇、警惕甚至是敌意的中国人亲密接触。

为了取得传教事业的成功，李提摩太学起了前辈利玛窦，也穿上儒服，学习汉语，钻研起儒家经典。他的这番努力没有白费，传教事业很快就取得了进展。

1876年至1878年，华北五省大旱，饥荒也迅速蔓延，整个华北千里饿殍，哀鸿遍野，史称"丁戊奇荒"。

当时的李提摩太，身在山东青州，为筹集赈灾款，前往烟台、上海等地为救济无数垂危的灾民奔走。为了把救济款发放到位，李提摩与助手们一起，奔波于各个乡村，给最需要的人发放救济款。李提摩太的善举赢得了灾民的尊敬，为了保护他的安全，经常有村民们携带着棍棒、草叉、锄头等原始"武器"到他身边。多年以后，每当有外国人造访山东，总有当地人向其询问李提摩太的消息。

这次灾荒，山西的灾情最为严重，当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称这是"二百余年未有之灾"。山东赈灾事业取得成功后，李提摩太决定前往山西。官员们畏惧李提摩太的洋人身份，又对他善行钦佩不已，于是都叫他 "鬼子大人"。

李提摩太认为，饥荒原本是可以避免的。所以在救灾的过程中，李提摩不忘向山西巡抚曾国荃提议，招募灾民，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修筑铁路，这样一来，不但能拉动经济，如果再次发生灾荒，也方便外界调粮至此。曾国荃和他手下的一群官员讨论了这一提议，以 "修筑铁路必须雇用大量的外国人，这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麻烦"为由，拒绝了这项建议。

李提摩太还致力于开启民智。1884年，他回到英国，倡议各个教会联合起来，在中国每个省的省会至少建立起一座高水平的学院，"以使高等科学、道德和精神启蒙深入到整个中国"。但这个计划实在过于庞大，以教会的经济实力，根本无法承受。李提摩太于是渡过英吉利海峡，向欧洲其他国家寻求支持，却连遭碰壁。在柏林，德国教育部长对他讲："当你把中国人民都教育好了，我们会怎么样？"

1890年7月，受直隶总督李鸿章之聘，李提摩太担任《时报》主笔。此后一年多，他向中国读者全方位地介绍西学，有的文章甚至连紫禁城里的光绪皇帝也读过。1891年5月，在华传教士，上海同文书会创办者韦廉臣去世。李提摩太被邀请担任同文书会总干事。同年10月，李提摩太欣然赴任。第二年，同文书会更名为广学会。

可以说，在甲午战争之前，广学会一直是传播西学最重要的机构。这与李提摩太全身心地投入有很大关系。为了促进西学的传播，他做了一系列工作，不但亲自制定诸如出版杂志书籍的计划，组织征文、演说，还协助中国人组织西学会，向科举考生宣传。经过他的努力，广学会渐渐为国人所知，康有为、梁启超也是它的热心读者。多年以后，鲁迅先生还说 "科学书等，实以广学会所出者为佳，大可购置，而世多以其教会所开而忽之矣"。

甲午战争的失败，深深地刺痛了国人，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必须要变法图强。作为一名外国人，李提摩太一直主张中国应该维新变法，所以也参与了维新运动。

1895年9月，李提摩太来到京城，这里的维新人士希望李提摩太留下来推进维新事业，朝廷重臣翁同龢、孙家鼐也邀请其出任政府顾问，李提摩太表示不愿意卷入政治活动，"除非维新成为服务于中国的真正力量，而不是一个政治阴谋"。

1898年6月11日，光绪皇帝颁布"定国是诏"，维新运动正式开始。之后，康有为向光绪皇帝提出邀请李提摩太再次进京，并推荐他和伊藤博文作为皇帝的外国顾问。

9月中旬，李提摩太到达北京，他告诫康、梁等人士戒骄戒躁，提醒他们应尽力获得慈禧太后对维新变法的理解与支持。然而，为时已晚。当月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，"戊戌变法"以失败告终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。

1900年初，义和团运动爆发，在山西巡抚毓贤的支持下，这里爆发了一场针对外国传教士的大屠杀。八国联军打下北京后，借口山西杀害洋人太多，分多路进逼山西。危机之下，李提摩太挺身而出，请求各国政府拿出部分赔款，作为在山西等地设立大学，启发民智之用。1902年，山西大学堂成立，李提摩太顺理成章地成为这所学校的创办人。

1916年，年迈的李提摩太因为身体健康原因回到英国，晚年的他，将自己在华45年的经历写成了回忆录，为研究晚清历史提供了珍贵史料。 1919年4月，73岁高龄的李提摩太预订了前往中国的船票，未及启程，就怀着对中国深深的不舍与世长辞了。

历史是公正的，无论李提摩太出于什么目的，他赈济灾民、宣传西学、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进步上的贡献任何人也不能替代，更无法抹杀。他是一个值得我们献上敬意的人。